作者|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一、疫情判断

自2019年12月8日出现首个病例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国已持续蔓延了2个多月。截至2020年2月20日16点，全国累计确诊74677例，死亡2122例。从地区分布看，八成以上的确诊病例和九成以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湖北省，其中，又以武汉市的情形最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10天左右的时间里，全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尽管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由于新冠病毒传播途径复杂、病毒变异概率等因素还不明确，卫生防疫专家对何时出现拐点尚无定论。

影响未来疫情发展的因素将是多重的。一方面，随着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投入使用，以及各省增援的医护人员陆续到位，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救治能力不足情况将得到明显缓解；许多大城市加强了隔离和排查等应对措施，也有助于控制疫情在全国范围的蔓延。而另一方面，元宵节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复工复产，省际、城际之间的人员流动大量增加，由此带来的病毒传染风险也相应扩大。从目前看，武汉以外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和重庆等）发生第二轮爆发性传染的风险并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同时，在湖北等地区，疫情有向乡村蔓延的趋势，而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可能严重不足，从而为防控疫情带来严峻挑战。

综合各种因素以及卫生专家的分析，我们推断，本次疫情大概率会自2月底和3月初得到较为明显的缓解，并可能在4月初基本结束。

二、政策建议

过去几周，面对空前严重的疫情，中央和地方政府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中央有关部委和监管机构相继发布了数十项政策文件，以舒缓企业在疫情冲击下面临的困难。央行多次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向市场提供了巨量的流动性，及时缓解疫情对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同时，许多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在企业融资、房屋租金、缴纳税款和供水供气等方面，向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帮助。

以上政策措施的宣布和实施，对于疫情控制以及缓解疫情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成效。然而，由于疫情尚未结束，未来仍有不确定性，继续探索并出台更多的应对措施依然非常必要。在此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第一，稳妥处理好疫情控制和复工复产之间的关系。

2月6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了“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推动恢复正常生产”的部署。在疫情已经延续了2个多月，经济活动已经受到明显影响的情况下，防控与复工复产之间确实需要做出恰当兼顾、合理部署。

当前，尽管有迹象显示总体疫情已开始趋于平稳，但是否已经出现拐点尚有待确认，因此仍需对疫情保持高度警惕。在疫情拐点尚未出现、蔓延风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控制疫情仍然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选项。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经济增长将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最终也无法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为了避免控制疫情和保持增速之间的矛盾，建议决策部门适当降低2020年经济增速预期。

当然，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疫情对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也是非常必要的。各地可根据当地疫情的具体情况，针对不同企业、行业特点和业务模式等，推出差异化、梯次化的复工复产政策，并保持一定的政策灵活性。一些有条件的现代服务型企业，应尽量采用远程办公方式。

第二，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满足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

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冲击，在各种政策选项中，财政政策应该居于优先地位，发挥核心作用。一方面，可进一步减少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对受疫情冲击严重、但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企业直接给予补贴。日前，国务院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缓缴住房公积金。这项政策非常及时，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渡过眼下的困难极为重要。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疫情的举措，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长远政策选项。

另一方面，加大对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提升总需求水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应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努力缓解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瓶颈。这次疫情充分暴露了我国在防疫、医护、医院等医疗卫生领域投入的不足。据有关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百分比为6.6%，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10%以上。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卫生支出额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方面的成功转变，应该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和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约为3%，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可考虑将202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至4%，并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

第三，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确保金融市场稳定。

面对空前的疫情冲击，可考虑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和基准利率，继续增加流动性释放，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对于因疫情发生困难的中小企业，要求银行减免利息是不可取的。但是，通过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可以为银行对这些企业进行展期甚至提供必要的新增贷款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要努力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2月3日，中国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如期正常开市，显示了政府的自信以及维护市场规则的决心。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完全正确。A股虽然在开市当日大幅下跌，但在后续几个交易日很快趋向稳定，甚至出现了较强的行情。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引导市场回归理性，稳定投资者预期。

第四，积极制定应对措施，尽量避免全球产业链向外转移。

中美贸易冲突发生以来，国内一些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加快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产业链的步伐。疫情爆发之后，由于很多城市加强了交通管制，一些城市进行了“封城”，导致对全球产业链依赖较深的企业（包括汽车、电子、制药等）产销遇到严重困难，大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这种局面有可能促使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撤离，加大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脱钩”风险。建议有关部门抓紧出台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扶持措施，在税收、信贷、外汇等方面提供临时性政策支持。在科学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尽早促使其全面复工复产，以免疫情影响长期化。

第五，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在短期内可以依靠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扩张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必须充分考虑扩张性经济政策的长期后果。事实上，通过加大市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护其投资信心，也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而且其积极影响更为持久。

第六，积极探索和完善突发事件响应机制。

此次疫情是一次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的重大突发事件，对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应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事实上，这次疫情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探索和完善突发事件响应机制的重要契机。有关部门可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方面的有益经验，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建立信息交流更为通畅、响应速度更为快捷、处理方式更为科学的预警和应对机制。